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紧接着又买了10副，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媒体称为打假第一人。

20年后，王海面对媒体公然宣称：“打假和正义无关，就是一场商业交易。”透过这么多年的是是非非，人们终于明白，王海还是那个王海，还是当年故意买假索赔的一贯思路，只是随着年龄增大和团队人员增多，他的打假“生意”越做越大了。

可问题是，中国当今的商业环境，和20多年前相比已经截然不同。首先，由于国家大环境的变化以及商业立法的不断完善，中国的制假售假已经受到相关部门如国家工商管理总局的严厉打击，整体的市场氛围在向好的方面转变，因此王海的买假索赔，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受到人们以及媒体的认可。如果说，当年的王海对于社会来说还有其微薄的一点正面影响，那么时至今日，中国早已不再需要个人出面制造事件影响商业社会的正常运转，否则，便是对国家相关部门赤裸裸的挑衅。

其实，王海的买假索赔，从来就不应该被人们所推崇，因为这里的细节问题，事实上是一种以暴敲诈的心态在作祟，这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在正常人眼里，买到假货去投诉是正常事件，但是有谁见过发现假货之后一买一堆从而依靠这种索赔来赚钱的？事实上，这是一种变相的钻法律空子行敲诈勒索的行为。这种行为当初被社会有所肯定，是因为人们对于假货深恶痛绝。然而，又有谁能知道，王海竟然将此当成一种所谓的“事业”，并乐此不疲地干了二十多年，赚了上亿钱财。

细细翻看这么多年王海的历史和轨迹，不难发现，从一开始他便踩着法律的红线做事，后期更有超出红线范围的若干次事件，即利用自己已经逐渐暴涨的名气，肆意敲诈勒索企业或个人，俨然养成了一幅黑吃白的做派。我们不需多做查证，在历次大的商业风波中，不乏当事人翻出王海的言论和短信、微信截图，其“私了”的要价少则数万元多则数百万上千万元，给钱就完事，不给钱真货也变成假货好人也变成了骗子！而当事人由于一心要经营事业，劳心费力往往无暇顾及寻求法律途径的援助，再则一请律师就要上几万几十万的费用，从而助长了王海的嚣张气焰，也使得他在犯罪的路途上越走越远。

对于王海来说，这么多年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也有他自身的道理。首先依然是中国的法治进程，目前还没有对他这种行为和现象有足够的界定，加之人们对于制假售假的主观态度，使得他有机会以正义代言人的身份行敲诈勒索之实。其次是他选择的对象，都是一些上了规模的企业和单位，与他们相比，王海自觉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之优势。一家企业要树立品牌和营造正面形象，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王海则能够依托自己制造的事件很快将其葬送，让很多企业心有余悸。与之对垒吧，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况且王海就一个人，又不涉及品牌等，事情闹得越大他越得利；置之不理吧，架不住他通过各种方式疯狂撕咬，指挥水军小号天天骂你诋毁你，总要搞得你皮破肉烂，于是最终只能选择妥协，给他转款消灾而已。

问题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从王海近年来的一些行为来看，其已经逐渐有疯狂之态，而其下手的目标也越来越大。此时的王海，早已不是20多年前买几副耳机进行索赔便能满足的了。他的胃口越来越大，从几万几十万到几百万几千万，在媒体营销和微博圈粉方面也不惜下大力气，目的就是一个，营造这个社会遍地都是假恶丑的假象，营造政府无作为无公信的假象，从而使得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让公众觉得政府不可信只能信王海，通过不断抹黑政府赢得更多人们信任支持的同时，实现自己的私欲，敲诈勒索更多钱财。

王海的出现，媒体负有一定责任。若干年前，我们因为缺少对于假冒伪劣商品的处理途径，而鼓励了这样一个心怀不轨的年轻人。我们既然纵容他的一些初始过失，那么就要设法为他的未来做一些工作。我们不愿意看到他最终身败名裂，身陷囹圄，在高墙铁丝之内度过余生。所以，我们呼吁人们正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相信我们的国家有关部门可以处理好商业行为的监督和管理，让社会多一些平和之气，从而少一些以暴敲诈这样本该被人们否定的极端违法方式。挽救更多像王海这样逐步滑入犯罪深渊的人，唤醒他们的良知，帮助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